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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1章 风地观六四、九五、上九爻辞

    风地观六四、九五、上九爻辞

    六四:观国之光,利用宾于王。

    四虽阴柔居君侧之位,能观见国之光辉盛 大,可见人君之道德也。此因九五君位为圣明 之人,致令才德之士,皆愿进朝廷辅佐,以 济天下。反之圣君因能用敬才德之人,则人才 聚之。

    象曰:观国之光,尚宾也。

    君子怀才自守,乃因无明主也。既观见国 之盛德光华,则志愿登进王朝,以行其道。

    九五:观我生,君子无咎。

    九五君位之人,体观之道,其视天下之俗 而知己,若天下之俗,不合乎君子之道,则是 己之所为,政治必不佳,不可不怪自己。

    象曰:观我生,观民也。

    人君欲观己之施政良否,当观于民,民俗 善,则政化必善。此意即王弼云『观民以察己 之道』。

    上九:观其生,君子无咎。

    上九为不当位之人,以阳刚处之,如同贤 人君子不在其位,而道德为天下所观仰,能如 此,皆君子也。

    象曰:观其生,志未平也。

    吾人观其生存之道,常不失于君子,虽不 在位,则亦不失人所望之教化也。

    在《周易》六十四卦的精密体系中,观卦六四爻\&观国之光,利用宾于王\&犹如一把解码中国传统政治生态的密钥。\&国之光\&三字绝非后世附会的锦绣河山或宫阙巍峨,而是植根于周公制礼作乐的文明基因。西周初年,周公旦在洛邑营建成周,制礼作乐以\&追享、朝聘、旗十有二旒\&的繁复仪轨,将\&光\&具象化为\&明贵贱、辨等列\&的礼乐秩序。这种文明光芒的投射,在考古发现的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中得到印证—— hundreds of bronze vessels with inscriptions recording the enfeoffment ceremonies and official appointments, vividly presenting the grand scene of \&the light of the country\&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rough the casting techniques of \&three-dimensional inlay\& and \&lost-wax casting\&.

    六四爻以阴居阴位的卦象特质,恰如士大夫阶层\&以道事君,不可则止\&的中间性格。孔子周游列国时\&如有用我者,吾其为东周乎\&的慨叹,正是这种\&观光\&心态的典型写照。当鲁定公以\&郊祭之礼\&问政时,孔子对日:\&俎豆之事,则尝闻之矣;军旅之事,未之学也\&,其应答策略暗合六四爻\&柔以承刚\&的处世智慧。这种人才与君主的互动模式,在汉代演化为\&辟除制\&,魏晋发展为\&九品中正制\&,唐代定型为科举取士,形成了\&明君求贤若渴-贤臣择主而事\&的政治生态闭环。

    宾礼制度的精妙之处在于打破权力的单向度支配。《仪礼·觐礼》详细记载\&天子受诸侯觐见,三揖三让而后升堂\&的繁文缛节,表面的等级森严实则暗藏\&以宾礼待士\&的政治哲学。商汤在有莘之野\&五反乃至\&聘请伊尹时,\&亲执鼎俎为庖宰\&的行为艺术,将\&尚宾\&精神演绎到极致;刘备三顾茅庐时\&侍立终日\&的谦卑姿态,最终换来诸葛亮\&鞠躬尽瘁\&的政治回报。反观秦二世\&吾闻赵高之言,关东盗毋能为也\&的闭目塞听,以及隋炀帝\&天下人不欲多,多即相聚为盗耳\&的暴虐认知,恰印证了《荀子·君道》所言\&君者,舟也;庶人者,水也。水则载舟,水则覆舟\&的千古定律。

    九五爻:观我生与民本政治——君主的自我审视范式

    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珍藏的《开成石经》中,《周易》部分\&观我生,君子无咎\&六字被镌刻得格外深邃。九五爻作为卦象中的天位,其\&观我生\&的命令式语态,实则是对君主权力的终极规训。王弼在《周易注》中以\&观民以察己之道\&注解此爻,将\&我生\&解构为\&民生\&的镜像投射。这种政治智慧在周原甲骨h11:82\&王其祈年,惠正\&的卜辞中已见端倪,而《尚书·泰誓》\&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\&的宣言,则彻底完成了天命与民意的创造性转化。

    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,专门设置了\&采风观俗\&的制度性安排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:\&古有采诗之官,王者所以观风俗,知得失,自考正也。\&每年孟春之月,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,这些反映民情的歌谣通过《诗经·国风》保存至今。唐风《鸨羽》\&王事靡盬,不能蓺黍稷。父母何食?\&的悲叹,豳风《七月》\&无衣无褐,何以卒岁\&的呼号,都成为君主\&观我生\&的鲜活教材。这种制度设计在唐代发展为\&史馆修史\&制度,通过\&直书其事\&的春秋笔法,迫使君主在历史审判面前保持敬畏。

    周厉王弭谤的事件构成了反面教材的经典范式。《国语·周语》详细记载了这位君主\&使卫巫监谤者,以告则杀之\&的倒行逆施,当邵公以\&防民之口,甚于防川\&劝谏时,他竟以\&吾能弭谤矣,乃不敢言\&沾沾自喜。这种权力傲慢最终导致\&三年,乃流王于彘\&的政治悲剧。对比之下,子产执政郑国时面对\&乡校谤政\&的局面,提出\&其所善者,吾则行之;其所恶者,吾则改之\&的开明主张,其政治智慧在《左传》中被孔子赞为\&仁矣哉\&。汉代文帝废除\&诽谤妖言罪\&的改革,则以法律形式确立了\&观民自省\&的政治原则,催生了\&文景之治\&的盛世景象。

    上九爻:观其生与士人精神——超越性道德实践

    上九爻\&观其生,君子无咎\&的爻辞,在马王堆帛书《周易》中作\&观亓生\&,\&亓\&字的古文字形态如\&两人相视而立\&,暗示着士人精神的社会镜像功能。处于卦象最高位却无实权的特殊处境,反而赋予士人\&不在其位,亦谋其政\&的道德特权。孔子周游列国\&斥乎齐,逐乎宋卫,困于陈蔡之间\&时,仍坚持\&讲诵弦歌不衰\&的生命姿态,其行为本身已超越具体政治困境,升华为\&斯文未丧\&的精神象征。这种超越性品格,在《论语·微子》记载的\&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\&的互动中得到生动展现——看似对立的政治立场,实则共享着\&天下有道,丘不与易也\&的精神默契。

    士人精神的伟大之处在于构建了独立于权力体系的价值坐标系。范仲淹\&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\&的铿锵誓言,在邓州花洲书院的碑刻中化为永恒;顾炎武\&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\&的呐喊,通过《日知录》的传播成为全民共识。这种超越性在伯夷叔齐\&叩马而谏\&的行为中达到极致——当周武王以\&以臣弑君\&为由拒绝他们的劝谏时,这对孤竹国君之子选择\&不食周粟,采薇而食\&,最终饿死于首阳山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为其单独立传,以\&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\&的评语,确立了士人精神的价值标杆。

    象辞\&志未平也\&精准捕捉了这种精神存在的永恒张力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\&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\&的悲怆,杜甫\&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\&的愤慨,顾炎武\&郡县之失,其专在上\&的批判,共同构成士人阶层\&知其不可而为之\&的精神谱系。文天祥在元大都柴市口从容就义前,吟出\&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\&的绝唱,其行为艺术通过《指南录后序》的传播,完成了\&观其生\&的终极诠释。这种精神传统在明代东林党人\&风声雨声读书声,声声入耳;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\&的楹联中,转化为影响至今的士人精神密码。

    三爻贯通:观卦的现代性转化

    将观卦智慧投射到现代社会治理场域,呈现出饶有趣味的范式转换。六四爻\&观国之光\&在企业管理中演化为价值观塑造工程,华为\&以客户为中心,以奋斗者为本\&的核心价值观,通过《华为基本法》的制度化设计,构建了新型\&宾礼政治\&——以股权激励制度实现\&贤者有其股\&,以\&炸开金字塔\&的组织变革保障\&人才流动如江河\&。这种治理智慧在阿里巴巴\&六脉神剑\&价值观考核体系中得到呼应,将传统\&观国之光\&转化为现代企业的文化竞争力。

    九五爻\&观我生\&的政治哲学,在数字时代演变为用户洞察体系。Netflix基于2.6亿用户数据建立的推荐算法,本质上是\&观民以察己\&的技术实现;字节跳动\&context not control\&的管理理念,通过\&飞书oKR\&系统将\&观我生\&转化为组织自我迭代机制。这种治理范式的转型,在政府治理领域体现为\&互联网+政务服务\&改革,浙江省\&最多跑一次\&的实践创新,正是将\&观民自省\&的传统智慧转化为\&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\&的现代治理方案。

    上九爻\&观其生\&的士人精神,则在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焕发新生。梁思成保护北京古城墙的奔走呼号,费孝通\&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\&的文明自觉,钟南山\&把最重的病人送到我这里来\&的担当精神,共同构成现代版\&观其生\&的精神图谱。这种超越性品格在公益领域尤为凸显,\&免费午餐\&发起人邓飞通过社交媒体动员公众力量,十年间让超过60万乡村儿童免于饥饿,其行动逻辑暗合\&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\&的传统士人情怀。

    观卦三爻所构成的认知进阶,在个体成长的维度上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发展路径,即“见自己-见天地-见众生”的生命觉醒过程。这一过程犹如一场心灵的旅程,引领人们不断超越自我,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和更深层次的人生意义。

    王阳明龙场悟道的经历,恰好生动地诠释了这一认知进阶的过程。他在龙场历经磨难,最终顿悟“心外无物”,这一时刻标志着他完成了从“观国之光”(格物致知)到“观我生”(知行合一)再到“观其生”(致良知)的精神跃迁。在这个过程中,王阳明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,逐渐认识到内心的力量和重要性,从而实现了自我认知的深化和升华。

    这种智慧在现代心理学中也有所体现,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“乔哈里视窗”理论。该理论将个体的认知分为四个区域:开放区、盲目区、隐藏区和未知区。通过不断地调整这四个区域的大小,个体可以实现认知的持续升级。例如,当我们积极与他人交流、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经验时,开放区会逐渐扩大;而当我们勇于面对自己的盲点,接受他人的反馈时,盲目区则会相应缩小。

    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事迹,更是为这种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注脚。她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“永生”,不仅是对“观国之光”的文化传承的实践,更是在“观其生”的层面上实现了精神的超越。樊锦诗通过将古老的文化遗产与现代科技相结合,为莫高窟注入了新的生命力,使其能够在时间的长河中得以永恒保存。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,不仅展示了个体在认知进阶过程中的智慧和勇气,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。

    在这个算法主导认知的时代,观卦智慧呈现出新的警示意义。当社交媒体构建的\&信息茧房\&替代了\&观国之光\&的多元视野,当大数据杀熟消解了\&观我生\&的反思能力,当流量崇拜解构了\&观其生\&的价值追求,古老的观卦哲学提醒我们:真正的\&观\&需要保持\&虚壹而静\&的认知姿态,在《周易》\&穷理尽性以至于命\&的智慧指引下,重建人与自我、社会、文明的健康对话。这种对话能力,或许正是应对算法暴政的一剂文化良方,让我们在数字洪流中仍能保持\&不畏浮云遮望眼\&的清醒认知,在古今智慧的交汇处,开辟出属于这个时代的\&观道\&新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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