邓紫光：第一次讲习会主由学生毛遂自荐吧。

    邓紫光对祭酒大人说。

    大宋之亡，士绅群体经历了精神上的阵痛，为大宋之亡和自己之存进行了广泛的思考。自己为什么不能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。

    事关信仰与生死，这是隐秘在内心深处，而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。每个人都小心避免被人触及的问题。

    面对生与死的焦虑，在“求仁取义”不能时，有人选择“逃禅”方式逃避现实；有放荡不拘自我放逐于犬马声色；有人通过几乎是自虐般的清苦以安其心的；

    如何选择宽容、妥协？

    如何找回失去的魂魄？

    自陈涉之问，到高祖斩白蛇，由圣经《礼记》所规划过的社会生活经历过了一次次变革，这种变革从来没有逃脱《礼记》所指引的“王者易姓、改正朔、易服色”，时代变革带来的思虑被这一代人碰上了，这一代人是舍生取义呢？还是蝇营狗苟？

    邓紫光主持了首次经筵讲习，将残酷的问题抛出来，如同揭开了痈疽，带着脓血。自己思考在讲筵中抛出，他希望与人们一同寻找到思想上出路，转化为社会的行动力量，从而达成更广泛的凝聚与自我解放。

    邓紫光本想回避这些痛苦的个人思考，但为了学宫，他选择正面挑战，于是将《论语?卫灵公》，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作为学宫第一次讲习的主旨。同时，他要动员这些学人支持自己的打算：重修逍遥楼，有用行动来自证，才是最强的辩证。

    在李洪的协助下，留克经过近一个月的筹备，第一次讲习如期召开。

    讲习每会推一人为主，说“四书”一章。此外，有问则问，有商量则商量，凡在会中，各虚怀以听，即有所见，须俟两下讲论已毕，更端呈请，不必搀乱。讲学、切磋、研讨、辩论，真正的群言堂。

    连首席讲师的交椅也要轮着坐的，并不定于一尊。

    讨论“志士仁人，没有为了生而损害仁的，都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成全仁”的释义时，有人问：除了仁者，爱人外，请问小先生你是如何理解？

    邓紫光:仁字是单立人加个二,是三人以上的关系，一人为主，二人跟从，在礼的规制下，发自本心的爱，为圣人之道。人与畜之间无这种关系，马牛羊，鸡犬豖，此六畜，人所饲，其无廉耻心，与五谷一样为人所用，不可以仁心衡量。因此，仁施予对象是知礼、义、廉、耻、孝、悌、忠、信者。

    有府学的骄子突然发难问：作为大宋遗民，为什么先生不能按孔子所谓杀身成仁，孟子所谓舍生取义，而教他人成仁成义？

    府学是官学，聚集的是一省的举子或秀才，个别优异主动过学宫来参加先生们的讲习会，或者说是代表府学来挑战。年青人的思想与语言一样锋利，一下令全部人都陷入了沉默之中。他的问题正是别人饱受作内心煎熬的问题。多少人困在君亡与亡，成仁取义上。

    邓紫光早料到有此问，在众人的目光中他缓缓说道：圣人没有要求别人杀身以成全仁，他反对的是为求生而害仁义，赞扬的是就算身死也要成全仁义。这才是“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”之原意。

    我们成不了圣，弑身也未必成仁。紫光大小十余仗，转战三千里，斩邕守马成旺、淳海军都监马应麟，永宁军都监马骥等人。紫光有权选择求生成仁，而不弑身以求成仁。

    在昭州，有耆老为紫光写下了《生祭邓紫光文》，亲口对我说：宁祭死紫光，不要活秋水。有人视我为静江军民最后的旌标，我死了，这个标杆在他们心中树着。我苟活了，他的标杆就倒下了。

    我去殉葬，他人歌《黄鸟》次安慰余生，这叫死道友不死贫道，紫光为什么要为他的所谓“大义”舍命？我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大义求生，我才二十岁，我没有选择以死去以成全他安心的活。

    我没有必要去责怪别人死道友不死贫道，而是我还有责任，那是数千将士要跟随我，他们将生儿育女，养生送死，繁衍生息，这是我的事业；我还有事业，追逐圣人之道，弘道于曾经与我同生死的同袍，使其子孙都能享受圣人的光辉照耀。

    我与生死与共的同袍开田亩，筑路修渠，办乡学，现在又开学宫，尽自己的努力践行自己的诺言。我以他们为已任，从而自许天职：天下有我，中华不亡。

    这是我所禀承的天职：天下不亡，中华有我。

    话尽于此，邓紫光掩面流泪，多年来压抑在心里的苦恼与惶悚此时终于释然，他不再为他人的物议所困，我自证道，我自悠游。

    众人没都没想到讲习的第一天就如此残酷和激烈，以成仁取义为主题，直问所有人：你是在要人舍生还是自己准备就义？你的求生是为了自己还是他人？他人求生就是舍去仁义？

    时间到了晚上，所有参加讲习者在新的食堂就餐。二荤二素一汤，餐后有葡萄和梅干就茶。然后是自由探讨时间。邓紫光因明天还有要主持，断续讲习，早早回去休息。

    第二天的开场白，首先由留克给邓紫光作了点评：小招抚先生在追求着一条生而求仁，不必向死而生的道路，给读书人一条活路之道。在国倾家覆之后心无所托，魂无的系时，终于他悟到天下不亡，中华有我，我的归属是这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、国、天下。

    有人问何为中华？

    这个问题其实构建在华夷之辩的陷阱，一不留神话会被套在其中，重复古人的蛮貊与华不分的泥潭中。

    邓紫光：“中华来自于天象图。魏晋时在长安、洛阳，对应天象设东西中华门。

    以中华称天下则始于西晋末年，发生于胡人入主中原。第一个自命为中华的政权为石勒创造后赵。

    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答案？

    司马之乱大小二百余场战争，司马家互相砍弑，在战场上损失人口达数百万，中原流失人口上千万，造成赤地千里，为五胡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条件。

    永兴元年，司马越灭了皇太弟司马颖。这年，胡人石勒跟随马牧汲桑从军，此前，石勒作为奴婢、人牲，三次被转卖。二十多岁后才被家主释放成为人。他与流人组十八骑马匪，跟随汲桑投靠司马颖从而获政治地位。

    为报达司马颖，石勒树起为司马颖报仇为已的旗帜，抬着司马颖的棺木追弑司马越及党羽。仅用四年，他做到了，司马家后人多人死于石勒之手，包括在易水沉八千少女的王浚。

    没有司马颖，也就没有石勒的崛起。所以胡人是被司马家“推送”上历史舞台的。

    胡人面临着天然的身份认同问题。比如石勒很清楚认为自己是胡人，又很忌惮别人揭他的伤疤。于是，中华九州，石勒占了八州，他将自己的政权自许为“中华”，并在邺城东西各造中华门一座，大家回去翻晋书1865页，说张才被斩于西中华门那段。

    虽然首先是胡人以中华自识，由于其文化来自华夏天象，也就被天下人所接受。从此，我们有了以文化认同，而不是以法统、地域、族类认同的名称，叫中华。中国是地域划分，华夏是舜华禹夏的简称，出自于法统，不是唐朝孔颖达所谓的衣冠礼义为华夏，他那是个人曲解，不是历史原貌。

    将天星对应的中华映射成华夏，符合圣人在《尚书.武成》中的“华夏蛮貊，罔不率俾”，东华西夏南蛮北貊，同属华夏。所以，中华从一开始就是由华夷共同创造。孔圣人所谓入华则华，入夷则夷，是对中华产生的高度概括。

    有人开始议论纷纷，有人击节鼓掌，场面有些乱。

    挑战已开始，有人开始为设伏：请小邓先生说说什么是华夏。

    邓紫光被诘问时的心理有些紧张，他放慢自己的语调，一字一句：刚才说了，华夏并非唐人孔颖德在《春秋正义》所谓华服礼仪之说。是来自于舜华禹夏的合称，是对九州、九夏说的更正，比如《禹贡》中的九州、九夏并不包含岭南。静江府在九州之外。但在楚共王猷征南海，抚有蛮夷，就已属诸夏。此乃《左传》中的原话。

    九夏和九州出自禹贡，缘于是地理划分。中国比之九州更大。依然是地理。华夏是为政者的法统，不再是地理范围界限，是一次超越和演进。中华则是更大的超越，不再有族类界限。

    如果我们往更早的源头探寻，华夷不是一曾不变的。夏来自西羌，商来自东夷，汉高来自楚蛮，汉赋的源头是楚辞。楚人先祖楚庄王明白说我本南蛮，不与中国同。然后到了楚共王，因其猷征南海，抚有蛮夷，以属诸夏，楚国已是中华。

    邓紫光如此精细的厘清从天下到九州、到华夏、中华的演变，确实从未有人做过，对读书人十分具有启发性。读同样的书，为什么这南蛮子分得清解得透，而自己却忽略了？

    有人发问：先生说言有什么实证没有？

    邓紫光：一百六十年前我朝南度，为求一隅之安，为政者说“如欲天下无事，须是南自南，北自北。”这是从文化上和政治上将中国进行南北分裂。同时期，辽金上坚称自己是汉人，为政者说：

    “万里车书一混同,江南岂有别疆封。”

    “屯兵百万西湖上,立马吴山第一峰。”

    同样事例，大约是950年前，中华九州，石勒有八，临死前他时常忧心忡忡，近侍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我没能统一九州，怕后世不认可我是天命之君。

    这两个事例说明，自古以来为君主者当以中华统一为已任，割地自固，自安一隅者，心中无天下，只是一姓之君，终将葬送自己。灭我大宋者助力大元统一九州，张弘范，李桓，史格，解贴哥，张兴祖，薛四家奴，高兴，孟义，贾六十八等等，都是北地汉人……

    有人一而再再而三纠结在某一个问题上：以邓将军之见，为何我大宋一而再再而三败退，最后绝祀、失国。

    邓紫光：这个问题了我也思索很久，我尚未想明白，但我愿意与大家一同揭开历史的本来面目。本人从军打仗并入狱共计三年，我对打仗的兴趣胜于说经义。然这不是今天的主题，以后有机会，我们确实有必要将每一场战争复盘回来，最后找出这盘大棋，大宋是如何输掉的。

    稍有一会沉默，有人就发起新的挑战：

    墨子谦爱而孟子仁爱，邓先生以谁为正？

    这并不是今天的主题，邓紫光本不想回应，又怕别人非议，只好回答：二者是不一样，有诸子百家之兴才有群芳争妍。仁爱不是道，是人心，人心是可以随时间、事主不同而改变。六畜为人所饲，其天命为人所用，把对人的仁用于对六畜是为假仁假义。把对士绅、官僚之要求来要求小民，违背了礼不下庶民的法则，那是滥用仁义。故仁是对人的维系，不是对万物。它不是道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是价值评判。

    质问越来越尖锐，又有人问：君王可变，又何故要求臣民杀身成仁？

    邓紫光：为政者在德，是为江山之固不在险而在德。以天下为一姓，则失之其德。失德则失道，失道寡助，何须来臣民殉国？天令其亡。王者易姓自古有之，是天经地义。秦失鹿，则楚汉争之。孔子认为君主失德，弃之如敝履。孟子认为君王累谏不听当易之，改正朔、易服色。则没有弑身成仁之说。

    吾道不孤，只因有众固，众志成城，则江山永固。故我道才是值得我要守卫。

    是故，弑身可成仁，不杀身也可成仁。只是不可为求生以害仁。